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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篆刻家的考察
作者:孫向群    時間:2012/8/29   閱讀2159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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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對宋代印學史的研究取得了和大進展,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的制約和錯誤觀點的影響,使得這方面的研究沒有能進一步深入下去,對整個宋代印學發展還沒有達到連續、清晰、全面的了解程度,筆者認為目前依然處于收集史料的初級階段。如繼以王冕推翻了文彭為篆刻藝術的開山鼻祖之后,對宋代有沒有文人篆刻家的存在的問題,沙孟海先生在其《印學史》中論米芾用。骸拔矣^察他自用諸印,多數鎸刻粗糙,與他同時代的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的印文鎸刻工細相比,大不相同。說他自己動刀,也是可信的! 陳振濂先生在其《篆刻藝術縱橫談》里曰:“印家的出現絕不是晚至明代,早在宋元就應該有了!彼味,南宋人研究印學,編印譜的大有人在,但是文人刻印的現象倒也罕見,或許曾出現過,但被湮沒無聞了! 筆者常和徐利明先生討論印史,徐先生也多次言及:“文人自己刻印的時間肯定要比現在的定論要早得多,只是目前沒有發現實例而已!睂ι诚壬耐茰y,雖然我們目前尚還無法加以證實,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沙先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文人篆刻有可能早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有了。筆者近年來,與文獻中有目的的對有關宋元兩代文人參與和親自刻印等相關史料,進行發掘整理,結合對宋代文人用印風格形成原因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足以否定元代篆刻家出現在元末的觀點,證實了以上幾位先生的推測是正確的。并且進一步推測文人篆刻家的出現時間,有可能早在宋以前就已經存在了。

筆者認為有些文章中所謂:“由于元代初期,印章的制作還必須通過工匠來最后完成。換言之,由文人‘設計'印面,而由刻工制作的現象尚未得以結束,……”的判斷缺乏必要的史料來支撐,因為很多元代早期文人用印之精美就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藝術水平不是一般工匠所能達到的,也不是趙子昂那樣的文人僅參與設計印面所能達到的,在元代早期應有文人篆刻家存在并且活動頻繁。筆者在文獻中發現了大量過去鮮為人知的元代篆刻家和以石質為印材的記載,而且這些元代文人分別生活在元代的各個時期和不同的地域。這些資料的發現為我們正確認識元代篆刻史提供了十分珍貴的新證據。

綜合大量的宋代文人用印的水準之高和風格多樣等方面,我們就會發現這些發展和變化,不僅僅只是文人參與所能達到的。既然當時的文人已經對通行官印風格不滿,那么同時也應該對那些庸工所刻印章的粗制濫造、極沒有文化色彩產生煩惱,這一切都是因為文人對印章的審美層次得到普遍提高。而在宋代刻印一技似乎并不是某一個行業所獨有的專業技能,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宋樓鑰《攻媿集》巻七十五中的記載得到了解:

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后主印,然,近世工于臨畫者,偽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為之,直可亂真也這就說明在當時由于軟質印材的使用,刻制印章已經是很隨便的事情,似乎沒有我們今天的想象那么難。因此筆者認為早在宋代,文人就已經開始參與或者直接刻制印章了。這一猜測在對有關文獻的查考后得到了證實。

《宋史全文》卷三十四中也記載了一位參與官印制作的文人官員:

宋理宗四年,壬寅,以延昌公主進封瑞國,命徐清叟為冊禮使、董槐副使。清叟撰冊文書冊、篆印。冊以象齒,印以金,一寸,文曰“瑞國公主之印”。

象徐清叟這樣篆而不刻的文人在宋代還有很多,如《宋史 輿服志六》中記載:

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入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

乾興元年,……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陳執中書之。

皇祐五年七月,詔作“鎮國神寶”。先是,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仁宗以為希代之珍,不欲為服玩,因作是寶,命宰臣龐籍篆文。

嘉祐八年,……帝不用其議,乃別造受命寶,命參知政事歐陽修篆文八字。

仁宗景祐三年,少府監言:“得篆文官王文盛狀,……后又命知制誥邵必、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必、唐卿皆通篆籀,然亦無所厘改焉。

以上史料完全可以說明,在宋代由文人來篆寫印稿的現象,這些史料有一部分,早在前幾年,陳振濂和蕭高洪先生也曾論及。而這一現象不但出現在官印制作而且在私印制作過程中也是存在的。

篆刻史記載楊克一,主要因為他編輯的集古印譜《集古印格》,是我們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集古印譜。也正因此,楊克一被韓天衡先生載入《中國篆刻大辭典》 的“印人”中,列于米芾之后。歷代很多篆刻史方面的舊說,對楊克一都誤為晁克一,如韓天衡先生例舉的南宋晁公武《郡齋續書志》中載
《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之序,其略曰:“克一即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

韓天衡先生引《山谷集》中黃庭堅題其畫作所云“觀此可知其人有韻。問其主名,知其為克一道孚,吾友張文潛(耒) 之甥也!焙彤敃r文人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中有《贈文潛甥楊克一學文與可畫竹求詩》的古體詩一首為據,予以更正。 筆者近于張文潛《柯山集》 讀得他為楊克一所作的《楊克一圖書序》,發現有楊克一參與篆刻印章的記載:

甥楊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變易迭出頗竒。惟古人有言夢者,想也。形神所不接而夢者,因也。夫因者想之變。其初皆有兆于予心,遷流失本,其遠也已甚,故謂之因。然其初皆想也,而世不能明其故,以所因者為非想而得。夫使如至人之無想歟,則無夢矣,豈有有夢而非想者哉!予見爾之好圖書幾癖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求,則其夢授于異人何足怪哉!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竒聲,何則?志固在是也。爾心謂是三十一圖皆非平日之所思,則正昔人之所謂因者也。精神遷流,何怪不有,古人或以謂考吉兇,明將來。三十一圖曷足怪也哉!爾以是思之,將復有得矣。圖書之名,予不知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為信者?艘患群弥,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悉取古今印法,盡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為人篆印璽,多傳其工,有自遠求之者數為予言。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侈。致精于小事末務,故并錄焉。

此序所記十分有趣,通過“好圖書幾癡矣。心思手畫,惟怪之為求”句,描述了楊克一對印章一藝之喜好已至癡怪程度。張文潛解楊克一夢印為如同“好射者夢良弓,好樂者夢奇聲。何則?志固在是也”。其父楊補之對他的愛好十分支持,從“其父補之愛之尤篤”句可知楊補之也是一位喜愛并具有一定印學知識的古印研究者,楊克一癡于印與其父親有很大關系!澳芟と」沤裼》ūM錄其變。謂之圖書譜。自秦漢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句,說明楊克一于秦漢印了解之深及鑒賞水平之高,句中“圖書譜”指的是楊克一編的《集古印格》,但張文潛的這篇序并非是為楊克一的《集古印格》寫的,而是為稱贊他“為人篆印璽多傳其工”而寫的,是張文潛向別人介紹和推薦楊克一能于篆印的文章。從晁公武所記的文字內容上看,其所謂張文潛的《印格》序,其實就是“楊克一圖書序”?磥黻斯洳坏讶擞涘e了,而且沒有辨明該序的內容,把“楊克一圖書序”當成了《印格》的序了。

這一記載讓我們對楊克一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對“篆印”一詞,我們既可以理解為篆寫印稿,但有時也可以解釋為刻印!皞髌涔ぁ钡摹捌洹弊之斒侵笚羁艘弧敖阅苎云涔省钡那貪h以來印章,說明楊克一已經用秦漢印的形式和風格特征進行篆刻創作了。這里我們雖然不能完全認定楊克一是否已經集篆寫和刻制為一身,但可以斷言楊克一已經參與了印章的制作,并且開始取法秦漢印。雖然在史料中有宋代很多文人為皇帝篆寫寶璽的記載 ,但是這和楊克一為人篆印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官印的篆法、章法都是有一定格式的,自由發揮的余地較小,而楊克一的篆印就不會有這些拘束,他的發揮空間很大,完全可以任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說后來的趙子昂能稱之為篆刻家,那么這位北宋的楊克一無疑也是當之無愧的篆刻家。

張文潛雖然贊揚了楊克一對印章歷史知識的了解和對事業的專心致志,但是“予不省之。獨愛其用心不移。至精于小事末務”句的意思是表白他于篆刻印章 “不省之”,看來張文潛的確于印章不甚懂,整篇序中沒有對印章發表一句他自己的意見。雖說是在贊揚楊克一,但其所謂“小事末務”,可見其對篆刻印章是不重視的。揚雄“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不是專指刻印而說的,是揚雄把為文與胸懷天下相比而發出的感慨,張文潛的觀點明顯受其影響,古今文人對揚雄這句名言的錯誤理解,給篆刻藝術的發展帶來不小的影響,為害深矣。

在文天祥《文山集》巻一中有《贈刋圖書蕭文彬》:

蒼籀書法祖,斯冰篆家豪。昔人鋒在筆,今子鋒在刀。收功棠溪金,不禮中山毛。囊錐脫穎出,鐫崖齊天髙。

“棠溪”是戰國時期韓國的一個地名,在現在河南遂平西北,此地以產優良劍戟而聞名當時,所以“棠溪金”當是贊揚這位蕭文彬工具和刻制手段的優良高超。文天祥在這首詩中強調了能表現篆書美工具的不僅僅只有毛筆,還有可稱為“棠溪金”的刻刀。這體現了宋代文人于篆刻印章時開始重視刻刀對書法美的表現。因此能達到這般水平的印人,不應該是沒有文化的一般工匠,應該算是早期篆刻家。

與陳起 編《江湖小集》巻二十八陳起《蕓居乙稿》中,見有《耘業許印章四韻叩之》詩一首

近因稚子傳來意,知許衰翁兩印章。字畫莫教凡手刻,形模當取古人長。六書今獨行秦嶧,三體空聞設漢庠。后世陽冰能復古,未知何日寄文房。

陳起為我們記載了一位至少也參與印章制作的文人——耘業,看來在宋代沒有掌握刻印技術的文人,由于坊間庸工所刻印章不合文人審美要求,也開始參與篆刻創作,把篆刻創作中最為關鍵的布局篆稿的工序承擔下來,而且還擔心所篆寫的印稿中對美的體現被“凡手”在刻的過程中抹殺了,從而反映出當時文人開始用如何能表現美的要求來對待印章制作中“刻”的過程。在我們認同這位“耘業”為篆刻家時,也應該注意到當時印工中既然存在“凡手”,那么就必定有相對的“高手”存在。那些所謂的高手之所以能被文人認同,就是因為他們對文人審美思想的認同和有較強的理解和表達能力。所謂的文化知識其實就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所得到和總結出來的,而印章“刻”的技能也是我們篆刻藝術理論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知識,故此筆者認為這些“高手”也應該是早期篆刻家。

在宋方岳《秋崖集》巻七中記有《百十一弟致陶印》:

不妨主掌舊林泉,山澤癯儒半列仙。判月可無方寸印,勘書猶有一朝權。陶人解作蟲魚篆,道號寧須金石鐫。約束風煙聴驅使,吾家季子似差賢。

在南宋著名文人真德秀的文集《西山文集》 卷一中有《贈吳景云》詩二首:

昭武吳景云善篆工刻,為余作小印數枚奇妙可喜,因有感為賦二首

錕鋙切玉爛成泥,妙手鐫銅亦似之。若會此機來學道,石槃木鉆有通時。

腰間爭佩印累累,真印從來少得知。不向圣傳中有省,黃金斗大亦何為。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一字景元,更字景希,號西山,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理宗時歷知泉州、福州,召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端平二年卒年五十二歲。謚文忠,學者其為稱西山先生。昭武,在今福建邵武縣西,主人翁吳景云的生平我們目前尚無法查考,但是真德秀的生卒年告訴我們,吳氏當是生活在南宋紹熙至端平年間的人。對吳景云的具體身份,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說他是刻印的工匠,從詩序中稱道其不僅“善篆”而且“工刻”及詩中“若會此機來學道”句來看,真德秀的語氣不象是在評論一般的刻印工匠,吳氏當是通文字與書法之人,不能簡單地把他和一般的工匠相提并論,他至少是具有較高文化基礎。如果他是工匠,但是同時也具備了文人的條件,那么,他是具有文人篆刻家特征之人。所以真德秀認為他有“石槃木鉆有通時”之技進乎道的基礎和可能,是一位可造之材。該詩的寫實描繪,使我們知道了吳氏是用刀直接刻銅,這說明當時的銅印不一定都是鑄出來的,宋代文人也并未因銅材堅韌不易刻作而放棄在篆刻方面的親自實踐。不論是刻石材還是刻銅材,都能說明此時文人已經開始集寫與刻于一身,真正意義上的篆刻家已經出現了?蹄~用的刀具和刻玉、刻象牙犀角等印材所用的刀具不可能一樣,或許就象今天篆刻家們用的刀一樣,和鏨子差不多。我曾想象我們今天篆刻用刀為什么和刻字店里刻印的用刀不一樣?是因為印材的性質不一。那么,我們用的刀是先人們當年用來刻何種材質的印章而流傳下來的?從形狀上看,當是刻堅而韌的材料的工具,這和銅等金屬材料的特性十分相近,所以我猜想我們今天的用刀,很有可能是從古代刻銅印的刀而流傳下來的。

雖然吳氏的印作我們今天已無法看到,但是從真德秀以“真印”作為印章評判的標準來看,我們可以了解到吳氏的篆刻作品當是符合當時真德秀審美要求的“真印”。因此,我們稱吳景云為宋代具有文化修養和能夠繼承傳統的文人篆刻家,是很恰當的。

在南宋陳槱《負暄野錄》 的《近世諸體書》一節中有載曰:

余嘗評近世眾體書法,小篆則有徐叔明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頗好為復古篆體,細腰長腳。二曾字則圜而勻,稍有古意。大中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

陳槱福建長樂人,幾之孫。文中所記“尤喜為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的曾大中失考,在南宋陳鵠《耆舊續聞》 卷四中記有“過曾大中書室,因論法帖載孫權遺方士……”一則,不知道兩曾大中是否為同一人。

目前,有關宋代文人親自篆刻印章的史料相對很少,張耒對楊克一的評述、真德秀這兩首詩的內容和陳槱關于曾大中的記載,無疑為我們揭開宋代篆刻史和了解中國篆刻的傳承歷程,留下了極其寶貴的史料。他們向人們展示了宋代文人對篆刻印章一事的態度和重視程度。我相信象楊克一、吳景云、曾大中這樣的篆刻家在當時不會是唯一的,筆者體察到真德秀寫詩的語氣中,并沒有流露出象發現鳳毛麟角似的驚訝和興奮,這說明在當時能刻印之人已非偶然現象,對于真氏來說似乎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了,不然其詩的語氣當不會這么平和。黃惇先生在《論元代文人印章發展的三個階段》中評價王冕時言:“王冕以花藥石刻印,其意義不同于漢人以滑石治殉葬印,也不同于王冕前偶有民間藝人以石質印材制印。他標志了文人長期探索印章能書刻集于一人的突破,是文人自覺進入印章藝術創作領域的劃時代里程碑!爆F在看來,不論吳景云刻的印是銅質還是石質,這個劃時代的里程碑當放在南宋這位吳景云的面前,何況這也極可能是暫時的,筆者堅信在吳景云之前肯定還會有文人篆刻家存在,且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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