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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頭變幻大王旗
來自:《藝術地圖》2010--01.02期     作者:朱其    時間:2012/8/30   閱讀216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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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代藝術的被“招安”近日終于達到一個高潮,即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四大天王成為當代藝術院士。這無異于宣布從此“跟黨走”。這不是一個小事情,這無異于孫悟空被如來佛委托唐僧套上了一道“緊箍咒”。四大天王決心跟黨走,你信嗎?

——論當代藝術的被“招安”及其機會主義性質

    當代藝術的被“招安”近日終于達到一個高潮,即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四大天王成為當代藝術院士。這無異于宣布從此“跟黨走”。這不是一個小事情,這無異于孫悟空被如來佛委托唐僧套上了一道“緊箍咒”。四大天王決心跟黨走,你信嗎?     

    我并不是一個反官方主義者,即認為凡官方的事情就一定不好。我也有一些朋友擔任政府官員,盡管現在貪官污吏不少,但是正直廉潔的對中華民族富有使命感的官員也大有人在,而且有些人學問非常好,對國學、哲學、歷史甚至藝術的修養只會在這些藝術院士之上。所以,重要的不是擁護還是反對官方。  

    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覺得第一重要的是藝術的批判性,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不管是什么潮流的藝術,藝術的批判性始終是一個決定性的核心價值。藝術的批判性,一個是指語言上的批判性,即現當代藝術的語言要有對上一時期語言的批判和超越,不管是形式主義的、寫實主義的還是觀念主義的;另一個是指藝術所指向的政治立場和社會態度,及其對這一立場和態度所持的一貫性。     

    當代藝術一詞定義的模糊性及其近十年此起彼伏的“招安”浪潮,事實上已經使當代藝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甚至使一些不了解近二十年新藝術歷史的年輕人產生價值觀的混亂。中國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我覺得未嘗不是一件壞事,至少它證明了一些事情,比如頑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傳統的當代轉換、新媒體技術派、溫情現代性、市民現代主義和巨型裝置等當代藝術的機會主義和虛無主義性質。     

    某網站邀請了幾大院士以及政府的某負責人,在成立大會當天搞了一個聊天會:有意思的是,五位“院士”一致認為在體制里應該繼續保持藝術家的獨立性,但是當即被那位政府領導毫不客氣的糾正,他當場說“獨立性是相對的……獨立性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礎上,應該是建立在公共的、社會的、群體的基礎上,不能是獨立的個人”(原話)。理論上我同意這位領導的價值觀,但我感覺這不一定是這幾位院士內心所理解的“獨立性”,且不談有幾位院士在過去幾年的市場泡沫熱之際,在藝術商業化面前基本上喪失了獨立性。   

幾位院士好像也注意到了近日當代藝術圈的“招安”輿論,一再刻意聲明這不是招安,關鍵是藝術家該做什么還做什么,不管在什么旗號下。     

    這不是招安又是什么呢?首先,客觀上是一次招安!罢邪病钡囊馑际侵阁w制外的反叛者進入了體制,但必須保證不再反叛體制,甚至還要幫體制去鎮壓新的反叛者,這是我從小看《水滸傳》所理解的“招安”。從這個意義上,大部分“院士”們是具備“招安”的前提條件的,即他們長期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     

    被體制排斥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本來就沒有要反主流意識形態和反政府,但是被體制冤枉成反體制,比如有的院士一直在畫狗,有的一直在畫鳥,既然黃胄畫驢可以受到中央領導肯定,畫個鳥、狗被打入另冊自然是被冤屈了。(但奇怪的是,我看過許多媒體都把畫綠狗的、畫鳥的幾位院士曾經說成是前衛藝術家,他們也從來沒否認過,還很樂意成為代表,可見被誤解他們自己也有責任)。另一種可能,有些院士們以前的作品確實是有諷刺主流意識形態跡象的,比如王廣義給毛澤東像打格子、方力均畫天安門前玩世不恭的光頭青年,以前政府不能容忍,現在政府政治上自信了,自然可以容忍了。并且,有些院士的作品現在也逐漸佛教化或觀念化了,自然跟主流意識形態也沒有沖突。     

    現在有些院士強調他所做的事情談不上招安,因為畫個鳥和狗本來就是政府倡導的當代藝術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說法在概念上是有些狡辯并且自大的成分,當代藝術有很多潮流,政府倡導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批評現實的當代藝術以及行為藝術至今還不被政府接受,這是第一點;就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是藝術的批判性而言,所有的院士基本上都沒有批判性,怎么能說他們就一定能代表當代藝術呢。     

    我看到某院士在某網上說當代藝術的核心價值是和當下發生關系,這是一個把“當代藝術泛化到沒有意義”的說法。按照這個定義,那么靳尚誼、楊飛云的藝術也是當代藝術,趙本山、小沈陽、馮小剛們的作品才是真正跟當下發生關系的當代藝術,甚至奧運會開幕式、全運會開幕式都可以算是當代藝術。   

    我注意到不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老將”近來紛紛為自己回歸體制尋找合法性的理由,除了上述的“本來就是體制倡導的一部分”論,“在政府的旗號下該怎么做還是怎么做”論,徐冰也有一個說法,即他認為現在真正前衛的是政界和企業的精英,而不在藝術界。所以回歸體制并不意味著保守和創造力。這是第三種說法,即“江湖落后體制前衛”論。其實,徐冰有權利轉行到政界和企業界,也可以先去別的領域學習再來改革藝術。     

    徐冰所言的“江湖落后體制前衛”的判斷我其實很贊同,但是問題就因此越過了“我的藝術是不是體制倡導的一部分”,而到了第三個問題:進入體制后需要改變什么以及這種改變的意義在哪兒?在院士代表們的網絡訪談中,認為盡管換了旗號和身份,但自己的獨立性、藝術追求和人格都不會受影響,似乎除了換個旗號多個身份,其他一切照舊。   “進入體制還是一切照舊”,我想,說這話的人,要么是從來沒在體制待過,要么是說話比較外交辭令。我不清楚政府是否賦予了中國當代藝術院一些比國家畫院、中國美協更大的特權,比如中國當代藝術院士們是否可以不學習三個代表,是否中央領導接見時還可以繼續玩世不恭,國家要王廣義畫一幅送給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作品,王廣義還可以創作諷刺美國的作品。我想不改變是不可能的。   

    “換個旗號怕什么?”,這可能是大部分院士的心態,他們從出道至今的人生已經換了兩個旗號:前衛藝術家、商業明星,現在的年齡應該是向第三個旗號進軍:政協委員。院士們前兩個旗號玩得游刃有余如魚得水,可能傻得是中外知識分子批評家、策展人或者熱愛藝術的西方人,比如人家院士們早年就沒有跟政府作對的意思,批評家、策展人非要過度闡釋,說他們的作品是反叛國家意識形態,是后共產主義的反叛一代。   

    但院士們在過去二十年卻從不拒絕各種旗號和封號,只要對個人有利就行,他們總是以不變應萬變的一句話:藝術家該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在當代藝術圈也混了十八年了,“藝術家該做什么就做什么”,這經常弄得我這個書生在各種場合看得他們的表演暈頭轉向,不知道那個才是他們真正要做的,比如在前衛地下展覽能看見他們的作品和出場,在政府美術館又看到他們了,在民營美術館又看到他們了,在西方美術館又看到了,在商業畫廊又看到了,在拍賣會上又看到了,在前衛雜志上又看到了,在商業時尚雜志又看到了,在中央電視臺又看到了,在非法網站上又看到了,在某個大資本家的客廳里又看到了……   

    用現在一個時髦用語這叫“通吃”。他們歸順政府我不認為是虛偽的,人家現在各方面通吃,政府也是各方面通吃,通吃的小江湖歸順在通吃的國家旗號下,這就叫通吃時代的文化邏輯。他們一開始就是想成功,前衛不前衛是你們給他們的封號,商業不商業也是別人炒作的結果,進政府當政協委員本來就是人家愿意的。這些院士們本來也沒打算追求悲劇性的結局(但我仍固執地認為真正的藝術家應該是悲劇性的)。    

    在上述意義上,討論院士受封是否屬于“招安”,對院士們是沒有實質意義的。我也同意他們這種行為主觀上不是“招安”,他們本來就沒做過鐵了心跟政府干的事情。但客觀上,說不是“招安”好像從江湖道義上說不過去,畢竟江湖那么多年在院士們落泊時給了許多英勇無畏的稱號,你也沒聲明反對過,不公開反對就意味著承認,F在如果中央臺記者采訪院士們,“請問你擁護黨的領導嗎?”院士們肯定得說“我沒有理由不擁護黨”,那么這就等于用雙重否定句的形式承認擁護黨。這個道理跟你不反對別人說你是“前衛反叛藝術家”是一樣的。   

    這意味著什么呢?旗號和身份還是重要的,是不可以隨便換的。你默認或者接受一個立場性很強的旗號,然后又隨便放棄或背叛,對藝術而言,他是一定會付出代價的。在1936年,上海左翼文學界在魯迅與周揚之間曾經發生過一次抗戰口號之爭。周揚在解散“左聯”后另外成立了一個“文藝家協會”,但魯迅拒絕參加,因為這個協會除了原來一些左翼作家,還包括一些原來攻擊過左翼的為國民黨政府寫作的文人。周揚認為這是出于統戰的需要,魯迅則認為這樣左翼的形象和立場至少在公眾心目中就模糊了。當然也有一些左翼作家認為在更大的旗號下可以繼續堅持左翼的工作,但魯迅認為沒有意義。     

    1936年抗戰動員時分,周揚等人提出以后不論哪一個陣營的作家的創作都應該統稱“國防文學”,但魯迅認為最好的稱呼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個是強調左翼的立場是大眾性、革命性,形象鮮明;另一個是不至于同投靠日本的周作人等人的“國防文學”混淆。有人勸魯迅,“國防文學”難道不好嗎,又被全國人民接受了,又有影響了,叫起來也容易上口,難道你不主張文學為國赴難嗎?魯迅說為了抗戰的大局,他不反對使用“國防文學”這面大旗,但他仍堅持同時使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魯迅、周揚的口號之爭的實質在于,周揚盡管是一個作家,但他本質是一個政治家,政治家以結果為最終依歸,如果政治上有利于統一全國,那么暫時放棄左翼旗號有什么關系呢?等革命贏了后再重新恢復旗號,關鍵是先把大家統一在自己旗號下。魯迅則是一個作家、藝術家,作家和藝術家如果不能在每一次表態和旗號宣誓向社會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傾向,就等于不存在。左翼藝術家就是存在于這每一次的旗號表態下,表態不清晰,你的身份和存在意義也不清晰,藝術家以每一次表態為存在意義,政治家以每一次結果為存在意義。在爭取結果的過程中,政治哪怕撒謊、丟棄自尊都沒關系,因為他以勝贏為目的。但藝術家如果為了結果去撒謊、丟失自尊,那他就失去了藝術的本來意義。     

    實際上,“當代藝術”這個詞越來越像三十年代“國防文學”這個概念,越來越像一個統戰概念,在這個概念下,投機取巧、抄襲模仿、商業時尚甚至官方化的藝術都可以叫做“當代藝術”。但就像魯迅所指出的那樣,盡管在理論上“國防文學”是包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但是實際上卻面臨被抹殺的危險,至少對當時的社會公眾和正直青年而言,“左翼文學”向“國防文學”稱號的轉變,可能政治上的統戰目的達到了,但是左翼文學從此將會消失自己旗號,甚至最后連左翼文學的存在也將失去。     

    從九十年代末期,“現代藝術”、“先鋒藝術”、“前衛藝術”,這些旗號正悄悄被“當代藝術”這個詞取代。這就跟“左翼文學”最終被“國防文學”取代后“革命性、大眾性”被模糊一樣,在“當代藝術”的旗號下,藝術的批判性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當代藝術“官方化”的名正言順,以及只講技術和觀念實驗但沒有社會和文化批判維度的偽“實驗藝術”大行其道。這使得一部分藝術明星頂著“前衛藝術”的光環,干著商業藝術和官方藝術的事情,左右逢源腳踩多頭船。     

    在當代藝術的“招安”浪潮下,我認為沒有必要去過于糾纏該不該招安的問題。重要的是對當代藝術三十年作出真正的反省和總結。從前衛藝術家、商業明星到官方院士,這個過程本身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藝術史現象。     

    首先,這是給西方評論界的一個莫大諷刺,他們所推崇的頑世現實主義和政治波譜原來并不像他們解釋的是為了對抗國家意識形態,但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從1989年之后有根本改變過嗎?其實也沒有根本改變過。   

    其次,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當代藝術一直將生存策略視為首要大事,即為了在國際打開空間要打中國的政治牌和“符號”牌。這個跟“國防文學”相似的“反帝國主義”策略的結果現在已經出來了,即藝術本身不應該生存在一種策略日常過程中,不能等策略成功后再回歸本質,實際上等策略成功后,再也沒有什么自我本質。我看很多院士成功后越來越虛無主義。每一次本質的表達就是藝術本身的價值,而不是先擱置本質的表達,去化身策略的一部分。這可能是當代藝術在九十年代的根本錯誤,為了策略的成功,離語言創造和自我本質越來越遠,只剩下半模仿半改造。     

    最后,任何缺乏知識分子的批判性和立場一貫性的當代藝術都是不可能創造中國新藝術的未來。當代藝術官方化的成功者主要包括痞子、文人、波普明星和新媒體技術家,F在終于證明這種人的精神資源和依托并不可能具有創造性和真正的精神力量。     

    玩世者盡管有一些早期的反叛姿態,但中國新文化和新藝術的精神高度和文化責任不可能是建立在憤青水平。憤青藝術也證明了缺乏真正前后一致的文化姿態,他主要是一種個人自救者,并不負有真正的文化救贖精神,并且很容易轉向商業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     

    吸收傳統的轉換本來就是延續儒家文化的美學形式和藝術,中國的新文化和新藝術也不可能是靠“新儒家”及其“新傳統”來拯救的。退回到五四文化之前的儒家體系,是沒有出路的。     

    波普明星的當代藝術再次證明了西方有識之士對后現代主義的游戲價值觀的批判是有前瞻性的。語言和藝術必須保持一種嚴肅性和莊重性才具有真正的批判力量,而任何一種諷刺和游戲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對邪惡和非正義有任何本質沖擊,最終只能成為同資本和權力的一種分賬游戲,以及壞孩子要糖吃的巧妙手段。   

    新媒體藝術的純技術實驗,以及所謂觀念藝術、巨型裝置的實驗藝術,如果缺乏人文批判的維度,在形式上不過是一種“偽觀念”的藝術設計,出了當代藝術圈,其技術效果還不如好萊塢電影、酒店酒吧裝修。     

    當代藝術的“招安”不是我輩所能管的,只算是聊發議論。據我看,當代藝術的“招安”目前還只屬于封旗號派黨代表的階段,并未進入“代表黨”的性質。中國當代藝術院在機構定義上,還有“偏房”的性質,比如實際上采用的是“一個屋檐下,分桌吃飯”的安撫策略。比如,中國藝術研究院已經有中國油畫院、中國雕塑院,中國當代藝術院的大部分院士也是油畫家,這些油畫家為什么不歸到中國油畫院,而要另立一個當代藝術院,難道楊飛云的油畫不是當代藝術?     

    還有,美協和中國油畫學會的靳尚誼先生的作品算不算當代藝術呢?先生近些年的公開發言我曾親耳聆聽過,實際上非!扒靶l”的,比如他說國外油畫的地位已經降低了,大多數重要展覽基本上不展油畫,多數展裝置、多媒體,我們要多研究后現代主義,中國還沒有真正經歷過現代主義時期就一下子滑到后現代主義,這些前衛言論即使某些當代院士也未說過,憑此先生的畫為何就不能算當代藝術?     

    我覺得政府真正平等對待當代藝術,不是將江湖人士另外開一桌讓他們自己跟自己吃,而是應該讓他們跟吳冠中、靳尚宜、楊飛云一起同桌吃飯,這才是當代藝術真正的合法化。也許當代藝術院士們合法理想也就是這個“和諧同桌”吃飯呢。所以,“招安之路”并不平坦,從被黨關懷到代表黨,從分桌吃飯到同桌吃飯,尚有一段路要走。旗號一旦變了,一個是變過去后不可能再變回來。另一個是每個旗號都有自己的游戲規則,在別人的旗下,院士們需要重新學習規則,這個規則可比江湖和西方的規則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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